劉伯承元帥在翻譯方面，特別是軍事學術翻譯以及培養翻譯人才方面的重要見解與貢獻，很少為人所知。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他就開始從事翻譯工作了。今天，安徽譯博翻譯小(xiao)編(bian)為您(nin)帶來(lai)一篇關于劉伯(bo)承元(yuan)帥的文章。安徽譯(yi)博(bo)翻譯(yi)是安徽翻譯公司中的佼佼者(zhe)，立(li)足(zu)合肥，輻射全國，爭做專業、優質的合肥翻譯公司。
劉伯承元帥在翻譯方面，特別是軍事學術翻譯以及培養翻譯人才方面的重要見解與貢獻，很少為人所知。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他就開始從事翻譯工作了。
在緊張的戰爭環境里，他譯校了許多國外軍事著作，很多詞條是劉伯承首譯并沿用至今的。如“游擊戰”一詞，就是劉伯承根據游擊戰的定義——高機動性的作戰和突然的進攻，將兩方面的含義結合起來，又依據《史記·李廣傳》的一句話“李廣擅游擊”，取“游擊”二字，創造出“游擊戰”一詞。
戎馬倥傯中堅持翻譯工作
1930年4日，從蘇聯秘密回國的劉伯承和左權等人抵達上海。中共中央決定安排他擔任軍委編譯科長，專門從事軍事翻譯工作，為軍委訓練班和各地紅色武裝提供軍事教材。
劉伯承化名林直木，在上海愚園路一幢二層樓房里，于1930年至1931年間，主持翻譯了《蘇軍步兵戰斗條令》，校譯了《蘇軍政治工作條例》和《游擊隊怎樣動作》等。這些寶貴的軍事教材被迅速送往各蘇區，并有力促進了中國工農紅軍的基礎建設。
1932年他奉命前往中央蘇區擔任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主持軍事教育和軍事翻譯工作，后又調任紅軍總參謀長。1932年8月，劉伯承和左權等翻譯了蘇聯紅軍的《軍語解釋》，這是我軍第一部譯自外國軍隊的軍語專著。1932年11月，針對部分紅軍指戰員在山地作戰中不講戰術的現象，劉伯承在前線翻譯出《蘇聯山地戰斗》一文，供中央紅軍第四次反圍剿作戰時參考。
1933年6月，劉伯承從蘇聯紅軍《戰術備考》中摘譯出《騎兵的奔襲和抄襲》一文，供紅軍各部隊指揮員研究，以提高紅軍騎兵的戰術水平；10月，他在前線摘譯蘇聯紅軍教材《退出戰斗》，把“撤退也是一種作戰樣式”的觀點介紹給紅軍指揮員，糾正紅軍中存在的忽視撤退動作、不會按作戰要求部署撤退的現象；11月，他翻譯發表蘇聯紅軍理論文章《戰術，戰役，戰略在理論上的范疇》，使紅軍干部明白了這三者各自研究的對象及其對戰爭各層次的指導意義。
1934年5月，為給教練步兵分隊作示范，劉伯承翻譯出德國人李璞滿的著作《班的戰斗集團的教練》一書中關于“夜間動作的兩個作業”，介紹了夜間反沖鋒的作業和夜間進攻作業兩種戰術樣式，明確解答了紅軍第一步兵學校對部隊夜間動作的疑問；在反圍剿作戰和長征行動中，他一直珍藏著長達300余頁的《蘇聯紅軍司令部野外勤務教令》，并于1933年至1935年8、9月間，陸續翻譯完成這部教令，供紅軍部隊使用。
當時，針對我軍主要沿用舊軍隊軍語的情況，劉伯承還對舊軍隊軍語進行了改造。為糾正舊軍隊遺留在紅軍中的不平等稱呼，劉伯承為各種各樣的人規定了新稱呼：把軍官改叫指揮員，士兵改叫戰斗員，傳令兵改叫通信員，伙夫改叫炊事員，馬夫改叫飼養員，挑夫改叫運輸員……這些稱呼直到今天仍然在沿用。
堅持從軍事斗爭的需要出發，是劉伯承軍事翻譯的最大特色。劉伯承的翻譯選題都是當時戰爭中最緊迫的問題。在抗日戰爭時期，他組織翻譯和校對了《蘇軍步兵戰斗條令》《軍隊指揮法》《合同戰術(上部、下部)》，以及日軍的《陣中要務令》《刺殺教令》等。在翻譯過程中，劉伯承不但注重從實際出發確定翻譯選題，注意引導讀者聯系實際正確理解和借鑒譯文。
1938年12月，蘇聯紅軍頒布了新的《步兵戰斗條令(第一部)》，為吸取蘇聯紅軍最新的作戰經驗，戰勝日本侵略者，劉伯承與左權合作翻譯了這部條令，他還緊密結合八路軍建設和作戰的實際，精心撰寫“前言”“后記”“附言”，引導八路軍軍干部從我軍作戰的實際出發，靈活地運用這些條令。1941年八路軍總部送來一部《合同戰術》的譯稿請劉伯承校訂。這本《合同戰術》，是蘇聯施米爾樂夫根據蘇聯1929年頒布的《野戰條令》的著述，于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年后這部譯著校訂好并復印，劉伯承在評序中寫道：“這本書在校正中經過三次反掃蕩的作戰。”在解放戰爭時期，他“稍有空隙立即開始校譯”，重新校譯了《合同戰術(上部)》，翻譯和編譯了《論蘇軍合圍鉗形攻勢》《論蘇軍對筑城地帶的突破》等著作。
從翻譯原則的確定到具體教材譯稿的審改，無不浸透著他的心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在南京成立，劉伯承任院長兼政治委員。
該院成立僅僅3個多月，劉伯承就批準有關部門將翻譯外軍軍事理論著作中有待統一譯名的軍語，以及軍事理論研究和軍事法規編寫中有待規范的軍語分期編印成《軍語通報》，從1951年4月30日起，印發軍事學院各系、各教研室征求意見。
在軍事學院組織編制我軍規范軍語的同時，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軍訓部軍事出版局也同時展開了這項工作，并請劉伯承擔任編審委員會主任。1951年9月，在劉伯承指導下，該局編印了《軍語匯編（初稿）》。該書分陸軍、海軍、空軍3編，收錄軍語詞目約4650條，書后附錄了常用各種度量衡一覽表。1955年2月7日，劉伯承針對《軍語匯編（初稿）》存在的問題，復函軍委訓練部總監部，談了對規范軍語和軍隊標號的意見。
在劉伯承的組織下，軍事學院于1956年12月編輯出版了《軍語畫一（初稿）》。后來大多數被正式確定為解放軍軍語，為軍事教育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劉伯承翻譯、校譯和編譯了眾多的外國先進軍事理論成果，從翻譯原則的確定，到具體教材譯稿的審改，無不浸透著他的心血。劉伯承對軍事譯文的要求十分嚴謹，無論是翻譯還是校譯，他總是力求精當、準確，每一篇譯稿都要用放大鏡仔細照看許多遍，一字一句反復推敲,斟酌再三。
1953年夏天，他利用到大連休假的機會重新校譯了《蘇聯紅軍野戰條令(草案)》。這本條令軍訓部已經翻譯出版，并依據條令的內容編寫了教材用于教學。但劉伯承對校譯稿不夠滿意，他說：“條令是軍事學院最基本的教材，非常重要，一定要翻譯得十分準確，不能有含糊其辭的地方，不能有絲毫差錯。”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情況下，他仍然親自校譯，并翻譯了《柏林戰役與希特勒德國投降》等書。
這一年，他已經61歲了，僅有的一只好眼睛又患上了青光眼，但他仍拿著放大鏡逐段逐句推敲修改，20多萬字的譯稿他修改了三遍。在他嚴格要求和精心組織下，付印的條令做到了不錯一個字、不錯一個標點符號。
殫精竭慮培育軍事翻譯人才
劉伯承在主持軍院工作近7年中，不僅親自領導了學院的教材編譯工作，還非常重視軍事翻譯人才的挑選和培養，辛勤培育了新中國第一批軍事翻譯人才。他提出做軍事翻譯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即不但要外文好，還要中文好，并懂得較多的軍事知識。為引導和勉勵年輕的軍事翻譯工作者，劉伯承專門為他們寫下：“軍事科學的翻譯，在經驗上，在理論上，必須有軍事基本知識，才能鉆研軍事科學的本質；在俄文修養上，必須有發掘軍事科學本質的能力；在中文修養上，必須有表達軍事科學本質的能力。”除此之外，他還要求他們要一絲不茍，貼近讀者，具有民族特色。劉伯承經常把翻譯工作稱為軍事學術研究的“水龍頭”，他時常對翻譯人員說：“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你們的工作就是取他山之石，其目的就是學習借鑒外國先進的軍事科學技術和作戰經驗，提高我軍的軍事理論水平，提高我軍在現代化戰爭中的作戰能力。”
劉伯承精通俄文，盡管工作繁忙，仍然利用休息時間鉆研外文，長期養成早晨朗讀外語的習慣。在他的影響下，擔任翻譯工作的同志自覺地苦練基本功，每天起床后都到校園里朗讀外語，漸漸形成了一種早讀制度。
為了請來專業的、高水平的翻譯人員，他曾經專門到國務院登門求賢，并給周恩來寫信，申請聘請和特招翻譯業務骨干到軍事學院工作。對于軍事翻譯人員，他經常教導他們說：“一字之差，會死人！”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一絲不茍，無論是翻譯還是校譯，他總是務求精當、準確，經過他手的譯文都具有很高的軍事藝術價值，也具有相當的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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